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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普力夺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作文「普力夺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共有 11936 个字,其中有 10993 个汉字,4 个英文,101 个数字,838 个标点符号。作者佚名,请您欣赏。玛雅作文网荟萃众多优秀学生作文,如果想要浏览更多相关作文,请使用网站顶部的作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本站作文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仅为同学们学习交流的习作,不能当作范文使用,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摘 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我们评价政府或者政治体制的现代性程度,应当走出以意识形态差异为理由而建立不一样的政府现代性标准,而因以其在职能上的有效性为标准。这一标准具体可细化到政治体制权威的合理化程度、结构分离程度和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普力夺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07-02
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阶段上,亨氏通过政治制度所能包容的社会成员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将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分为三类:传统社会、普力夺社会和现代社会。并认为普力夺社会在一个近现代独立的国家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决定着其时间的长短和现代化的程度。
在中国逐渐走向全方面现代化的今天,讨论和观察中国曾经经历过的普力夺社会及其对如今中国政治的影响,毫无疑问将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带来启示。
一、普力夺的界定
普力夺体制,即与“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的社会形式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其形成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落后于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的程度,与其相对的是政体制度化程度高于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程度的公民秩序社会。两者的差别所突出的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对于社会成员的约束是否有效。
它是一种封建制度在生产力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冲击下,在国家政府权威的合理性逐渐瓦解和公民因觉醒而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双重压力下诞生的一种向现代化政治体制过渡的阶段性政体。几乎所有近现代独立的国家都无法跨过它,中国也不能列外。
普力夺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其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阶段差别,亨氏将其分为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和群众普力夺。
寡头普力夺中,社会的主宰势力是拥有通过传统社会中继承而来的实力和地位的旧贵族和精英。“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仍然不明确,统治阶级成员易于而且经常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寡头普力夺所继承的传统政体的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特质注定了其短暂性。而且有可能因中产阶级的广泛觉醒被强势传统政体所压制,进入普力夺阶段后形成强大的反独裁势力和潮流从而使社会跳过寡头普力夺社会而进入激进普力夺阶段。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激进普力夺这一阶段的普力夺社会中,中产阶级对政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类似学生、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等中产阶级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通过其力量改变政治进程。这一阶段,一个领导人或领导集体必须依靠足够的政治技巧和政治势力。相对于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在权威合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上无疑有着明显的进步。
在群众普力夺体制下,政治活动开始摆脱区域的限制,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存在着可以影响政治进程的势力。伴随着权威合理化不断削弱的政治参与快速扩大,使得获取政治势力的支持成为得到权力和影响政治进程的主要途径。民众的力量越发强大,但却处于无序状态,这种力量容易被政治家利用,却异化为对民众自身的奴役。
二、普力夺对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1912年2月12日,宣统退位意味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步入激进普力夺社会。袁世凯的复辟失败进一步证明了当时中国政体实际上跳过了寡头普力夺而进入了激进普力夺,激进普力夺的关键,中产阶层已经逐渐觉醒;较进步、西方化的中级军官有着强烈的自我认识,“政治典型地表现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结构松散的集团之间层出不穷的阴谋和冲突”①,这导致中国进入军阀盘踞、割据、混战的时代。“其他中产阶级集团在适当时机就在政治舞台上增援军人,并力图以他们自己独具的方式参与政治。”②
当时的中国政治体制具备了典型的激进普力夺特点。在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国内的其他军阀集团一直处于相互攻伐的状态并且力图通过政治谋略和军事纵横更多地主导政治。
依照亨氏的理论,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演变是随着政治活动的重点地区由城市逐渐转移到农村,即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的逐渐深入。
从群众普力夺社会段到公民秩序需要多种条件的复合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变革者需要动员起群众普力夺社会中占主导作用的农民阶层以及城市中的一部分阶层,即必须将城乡利益有机地融合;其次,变革者需要有自己强大的武装并且能实现从军人到制度建设者的过渡,即建立起新的有效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因为带领中国走出普力夺社会而进入公民秩序阶段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正是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摆脱既定理论,与农民阶级紧密而有力地联合在一起,有机地将城乡利益融合。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自身建设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使之发展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并且利用共产党所共有的在短期建立有效制度上的先天优势将自身组织原则扩大到政治制度领域,在中国建立起了有效地政治制度。
可以说,顺应了从群众普力夺过渡到公民秩序的历史发展潮流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政治现代化涉及的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的政治制度已经初具现代性。在经过在长期不合理政治统治的混乱时期后,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政治制度的认同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政权合理化已达到现代政治制度的标准。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一阶段也空前发展,民主党派受到足够的尊敬并积极发挥着参政议政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能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政治参与受着中国共产党的限制,这当然是共产党执政的普遍特点,却为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对政治参与限制的加强以致破坏民众政治参与埋下了伏笔。
结构分离化强调伴随着权威的合理化而产生的政府机构专门化,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治体制中一直缺乏着政治癫痫的病因现代化上的动力,这固然是共产党在执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团结众多阶级的特殊性,其理应在这一点上有所进步。但由于胜利的狂热和对信仰实现的渴望等原因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了对政府的强力控制,这种控制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就是“党管一切”。 “党管一切”的权力集中直接权力结构分离化的滞后,而后者又必然限制群众参与的扩大。虽然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高度权威合理化的情况下,政治现代化中的另外两个因素现代化程度不高并没有造成政治上的动荡,但这并由非公民秩序主导的非现代性政治制度难以保证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
权力结构分离化和群众政治参与的落后,极易导致权力集中掌握者在对情况的判断和决策的制定上缺乏足够的建议并落入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陷阱。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家建设上经验缺乏和对国情、世情的判断模糊,以及民众在“翻身做主”后对共产主义的越发渴望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强烈热情和乐观,都使得当时全国普遍沉浸在一种狂热而浮躁的气氛中。由于权力结构的集中,无法有一种相对理性的反对力量来冲淡这种气氛。在全国建设“一派大好”的情景下,“大跃进”和群众普力夺的突显就有了基础。实质上,当时党和政府极度合理化的权威是集中在个别领导人身上的,而当这些领导人的意志受到另一些更为现实、理智的领导人的怀疑和建议的时候,往往会更进一步地破坏政治权力的结构分离(对其他领导人的清洗),进而也缩小政治参与的扩大(削弱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而在群众普力夺的基础上,政治权力结构分离和政治产于扩大的退步会愈发加剧这个别权威合理领导人的权威积聚,这个别领导人对群众力量的运用也就愈发地广泛,甚至扩大到一些不合理的领域(如反右的扩大化),并将其运用到自身权威积聚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政治局势往往还是稳定的,但是,一旦这些高度积聚着合理权威的领导人的老化和离世,政治权威的合理化会出现难免的弱化和分散(反右的扩大化清洗掉大批重要领导人,使得除权威集中者外的领导集体权威受到冲击);而其他政治集团(民主党派)更是被削弱殆尽,难以扩大本来就不广泛的政治参与。在这种政治权威合理化突然减弱导致群众力量失控的情况下,公民秩序荡然无存,不能拿稳群众这一“法西斯”武器的新领导人也只能迷失在群众普力夺的迷雾中。
权威合理化的减弱,结构分离的停滞,政治参与扩大的后退,这都意味着我国在走出“十年动荡”时政治现代化的落后与艰难。
三、如何走出普力夺阴影
党领导一切的执政理念使得政治结构分离几乎只能是空谈,由于之前对民族党派的制约太重和担心回到“文革”群众普力夺老路的顾虑使得党在政治参与的扩大上也难以放开手脚,而这两点又使得缺乏结构分离和民众参与的党的领导在权威合理性上不断地被弱化。在权威被弱化的情况下,往往更难主动放松对政治的主导,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如何从这循环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
“对于一个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未来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用以面对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③,或许可以从亨氏著作中的这一观点出发,探寻我国走出普力夺阴影的途径:
首先,在党能掌控局势的前提下,尽量为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发展创造环境,并保障和尊重其法律上规定的职权,提高其参政议政的作用,调动社会其他精英来为国家的建设服务。以人大的制度化为重点,扩大普通民众意愿的表达和尊重,逐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还能为国家的稳定起到作用,增强党的领导的权威合理性。
其次,在结构分离上,可以扩大聘用制公务员和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规模,适当减少行政编制,将一般事务交给其他人员处理,精简行政机构规模,提升行政编制的精英程度。这不但能提高公务员的政体素质、提高政府部门对民众的尊重和工作效率;还能在国家公职人员内部形成更合理的分工,形成对人力资源的更合理使用。
如果在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结构分离上做得足够好,权威合理化就不会存在很大问题,民众承认这样一个政府和领导团队就会成为自然。
注释:
①②③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4;333.

原标题:学生习作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瑶湖读史》2016年 第2辑 江西师范大学瑶湖读史社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文" 钟平灵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从客观上论述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学术的方式对能促成政治秩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辩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中期的大约二十年间,一大批摆脱殖民统治而走向独立的国家及其他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国家,我们通常称之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纷纷变世求治,跃跃欲试地想早日实现现代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具有现代性;新独立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属传统国家,不具备现代性,但都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当中。为实现现代化,富民强国,这些国家都抱着非常迫切的愿望和付诸直接实践的强烈要求,加速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深刻提出政治现代化过程会产生一些政治伴生物和副产品,如动荡、腐朽、腐化、普力夺等等,对于目前正努力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来说,如何避免或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更好的处理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实现现代化要求实现政治制度化,政治制度化一定意义上就是政治现代化。享廷顿进一步指出,所谓政治制度化,就是指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得公认的价值观内容和稳定性质的一种进程。其水平可以用四个标准加以衡量:一是适应性,二是复杂性,三是自主性,四是凝聚力。享廷顿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基本的努力是要在群众政治参与和动员扩大哈尔滨治癫痫公立医院的水平与政治制度的适应、自主、内聚力、复杂性几个方面完善的速度之间寻求最佳比值,使之得以在更高水平上保持相对均衡、和谐,由此方可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给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借鉴在于,中国政治体系当中的政治组织和程序要不断提高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建立庞大而复杂的下属机构,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并且不同类型的下属机构具有高度的专门化水平;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更具有独立性,更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生存;加强各大政治组织、政治程序间的内聚力。我国本着民主与集中的根本政治原则,各大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间以较强的内聚力、较高的自主性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生存能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为复杂,尽量避免在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辨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多国家致力于以经济的发展水到渠成推动政治发展。西方学者曾提出的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隐含的一个共同基点也与此相似,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占有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亨廷顿却认为政治发展遵循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自身逻辑,他立足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走向世界政治舞台这一背景,指出“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却并未取得与经济同步的发展。而且有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权迭起,险象环生。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却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为什么有些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或腾飞不仅没有水到渠成带来政治上的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中各阶层的矛盾,给社会造成了动荡?是否真的如亨廷顿所认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相互独立,基于这一点,我仍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是彼此联系的,作为努力实现现代化大军中的一员,中国在该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呢?

发展中国家因其“后发展”特点而具有明显“赶超”性质的现代化进程,有许多已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政治上的动荡。这些国家都企图在短时期内全部实现西方早期的发达民主国家在过去长时期内才办完的事情,类似于近代中国“大炼钢铁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太过急于求成。回顾世界现代化历程,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历时183年,美国历时89年,欧洲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大约经历了73年;而到20世纪60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有21个,历时平均却只有29年。变化过于急剧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政治秩序不稳几乎成了这些动荡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的政治伴生物和副产品,导致了社会的紊乱,仿佛就像一定要把一个10岁的小男孩催肥成大力士一样,结果他是上不了拳击台的。亨廷顿指出贫困和落后不是国家动荡和衰朽的原因,而是它们发展和致富的欲望。也许是受压迫得太久,急于摆脱现状,往往地位提高又依赖于经济能力高低,才会出现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错误思想指导不恰当的行动。这启示我国领导人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针政策,同时领导人应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和谐富强稳定的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奋斗。

对于急切想实现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最迫切而又最核心的是持续、快速、健康、全面的发展和进步,最终实现现代化。为此,就需要保持必要的稳定,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稳定,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方位秩序的稳定,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的主要是政治秩序的稳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在实现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避免发生急剧的政治动荡呢?

亨廷顿说,第三世界多数国家之所以染上政治不稳定的顽疾,在于政府在实际上只存在于社会总人口少数中的少数分子中的民主的呼声和西方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前面去了,结果害了政府自身。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与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权威政府,而强大的权威政府的构建与维持又依赖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

现代政治权威不同于以往政治权威,主要以公众性、统一性、合法性和政党性为特征。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依赖强大的政党构建具有权威的统一政府,存在权威的同时又起到一定限制作用,使得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又能控制其本身,还体现公众的政治参与,建立的是现代政治权威政府。这一系列的实践有利于中国维护政治的稳定避免出现危害社会发展的动荡。亨廷顿在书中说,共产党能统治得住,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它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它们的党组织为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为扩大社会政治参与,我国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政治参与的共同体。这对于我国早日实现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要继续坚持该道路的基本指引方向,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中完善。

总之,建立一个强大的权威政府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发展政治民主的过程中满足民众的政治诉求,整个社会才能有效运转。再看缺乏权威政府又是怎样的局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洲国家在效仿西方民主制之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当国内各种势力为争夺权力而各自为政时,一个脆弱的、效率低下的、没有权威的政府无法掌控这一局势,造成社会的动荡;美国南北内战的爆发同样是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的权威政府;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也出现因为缺乏强大的权威政府导致社会出现动荡的现象。现代中国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政党制度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政府,并建立一个共同体扩大政治参与,使我国政府能有效地掌控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营造更稳定的环境实现现代化,出现更少的动荡。

在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不仅权威政府的构建与维持依赖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咸宁癫痫患者去哪家医院好固,而且为实现现代化建立政治秩序强大的政党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秩序取决于对政治参与扩大的控制,使其不能超越政治制度化水平能够容纳的范围,而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只有强大的政党才有力量维系处于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稳定。政党及政党体系的强大同样不是取决于数量而是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中国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极大的平衡并不断提高我国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对任何党派来说,建立一个政党体制都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长久的维续其保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我党要始终以严格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使我国政党内部团结一致,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党内同样也要实现制度化。

此外,还要通过革命和改革建立政治秩序实现更加稳定的政治现代化过渡。亨廷顿认为,“革命可能是通向政治稳定之途,但它未必就一定能达到政治稳定之域。”我们一般认为,革命伴随着暴力与流血,为了获得政治稳定,改革应当避免演变成革命。亨廷顿的改革理论,是值得包括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的。现在改革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以改革推动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要坚持以不断地改革促进发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深刻提出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中国之所以转轨进程比较顺利,就在于其渐进主义改革一直处于作为社会“共容利益”代表的中央政府主导之下,着眼于社会总体产出水平的增长,避免了在改革初期出现地方政府、官僚资本、跨国资本等“狭隘利益”集团对社会“共容利益”的激烈瓜分与侵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是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的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的有效方法,继续深化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为更好通过改革实现现代化,我国要以改革总揽全局,以不妨碍改革为前提,团结大多数,把人们团结在改革的旗帜下,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推进改革,推动稳定发展。

亨廷顿还通过重点分析两个极为重要的集团即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出结论:改革不应当迎合城市中产阶级,因为这将成为革命的催化剂;改革应当迎合农民,因为这样的改革才是革命的替代物,亨廷顿还特意强调土地改革的巨大作用。回顾中国历史发展的艰难进程,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就是起于农村,从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在国共内战时期,能凭借落后的武器装备、训练逊于敌方的军队士兵或者某种程度上说几乎以零优势却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农民群众发挥着巨大,夸张点可以说关键性的作用。

而在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关于农村的作用,亨廷顿用“得农村者得天下”短简精悍地概述。他认为,在现代化的政治斗争中,农村扮演着“钟摆”的角色,如果政治制度得到农村支持,政府就免于遭难,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政府和政治制度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这个结论也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相吻合的,更是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瞩目成就所印证。自八七会议以来,我党就充分认识到农民群众力量的重要,所以一直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亿万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他们便自然而然成了现行制度和政策的衷心拥护者,增强支持力量。改革以来我国农村所呈现的稳定局面,正是由于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空前繁荣,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维护。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村实现了稳定,则中国最主体的组成部分实现了稳定,这就为中国整体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体制转换、结构重组、利益调整和社会整合的过程,农村中也有出现土地征用不规范、贫富分化、失地农民安排不妥等问题,成为不安定因素的滋生点。为更好更稳定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把农村的改革推向深入,要把深化农村改革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维护农村的安定团结。目前我国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也就是为了稳定我国的后方阵地——农村。但城乡差距、农村服务与现代化差距等较多问题依然严峻,中国政府仍任重而道远。

21世纪的很多国家早已进入城市化阶段,以中国为例,大批的农民离开农村、放弃耕种土地不再进行农业生产,而是涌入城市到工厂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农民工),在这种趋势下,土地不再那么重要,农民也不再依附于土地。现在农村的很多土地都被荒废,随着新农村建设,很多农田被占用来作为房屋和交通等公共设施用地。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人口在逐渐的减少,土地不再如此重要,那么亨廷顿所说的“得农村者得天下”理论发展至今还适用吗?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均能实现现代机械化,这一系列的发展趋势都有削弱农业、农民的地位,那亨廷顿认为的农民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否还有立足之地呢?目前,至少在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在促进社会发展道路上仍发挥着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我国政府在致力于农村建设发展上的努力不可有丝毫懈怠。

腐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腐化现象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难以根治的社会顽症。严重的腐化现象会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和思想颓废以及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扭曲,加强社会两极化的倾向,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我国腐化问题也日趋严重,近年来,政府也意识到我国腐化问题的严重存在,出台“打老虎”政策,频频报道出某某高官接连下马受到法律自裁的新闻。在我们每一个人眼中,贪污腐败完全就是令人发指、深恶痛绝的耻辱行径,是无法容忍和接受的。然而,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现代化与腐化关系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腐化蔓延的现象进行了评析,使人观后对腐化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尤其对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时也深受腐化困扰的吕梁癫痫病哪治的比较好中国在更好的预防和处理腐败事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亨廷顿认为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而且他认为腐化的主体是国家公务人员,而非其他人群,而腐化的目的则是为了谋取私利。这里的私利,我们不应仅仅片面地理解为个人利益,它应当包括家族、团体、党派的利益。亨廷顿认为“腐化事实上讲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分的产物”。也就是说,用现代眼光来看,腐化这种现象从私有观念产生起客观上就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价值观的确立,才真正有明确的界限和标准。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滋生腐败主要是因为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再有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还有就是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加剧腐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一个人当了官就应当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谋取一定的好处,或者是为家乡做一些修路架桥等之类的善举,这些都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放在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中,上述种种却被视为地地道道的腐化现象,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从小就深有体会。目前,中国传统的几千年来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摧毁,而与现在商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新的价值尚未真正形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事实上提供给了人们在两种价值观之外进行活动的机会;中国未明确定义和规范现代化开辟的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受制于政府活动的增加,这最终导致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腐化问题。

腐化这种现象从私有观念产生起客观上就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更耐人寻味的是亨廷顿提出腐化出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它积极的方面,“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其这点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一,它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中。腐化给许多集团提供了眼前的特定具体的好处,否则这些集团会完全疏离于社会之外,成为反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力量,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其二,腐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局部起到冲破传统经济体制的作用,腐化行为可以使许多为传统社会所不容的经济活动得以进行,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

基于腐化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并且对现代化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完全杜绝腐化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最好或者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腐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我们就要客观地评价我国为努力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腐化现象,认识到反腐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可一棍子全打死,急于求成,不走极端。我们既要加强反腐力度,对腐化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同时又要防止简单粗暴、矫枉过正、损害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不断完善政府机构和政党制度,加强监督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使监督权;充分体现政府的透明原则。总之,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腐化之间的矛盾,将长期成为我们今后实现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我国法制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人员思想文化素质的,腐化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将被得到较好的遏制,最终几乎不存在。

亨廷顿多次提到,学生知识分子在造成政治现代化造成动荡中是重要成员之一。这让我不禁想到现代的学生知识分子不理智的爆棚的民族爱国主义热情,比如说,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时,学生知识分子民族爱国情怀泛滥,利用发达的网络通讯,散播各种言论,更不理智的是,有些人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迫不及待地转发,扬言要灭了人家,呼吁抵制日货等等。看似充满爱国热情,实际上却让人耻笑,暴露我国民之素质。学生知识分子接受过教育本不该是这番表现,作为国家公民一员,服务社会国家是义务,或许很多人将来可能成为政治领袖,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对任何事情都应该理性、沉着。

在现代化过程这动荡的时代,中国面临很多亟待解决和处理的问题,亨廷顿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在《变化中的政治与秩序》一书中,针对二十世纪中期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朽现象,为这些缺乏政治稳定的国家指明了建立政治秩序的原则:平衡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另外还指出国际体系特性的作用,虚弱国家及加剧政治衰朽的种种东西,如武器、禁药、洗钱、安全顾问、难民等,可以比较容易地穿越国界,而世界上的规范结构和围绕其建立的机构像联合国、非洲联盟及各类致力于人权的非政府组织阻碍强大国家建设,易导致政治衰朽,这些无法避免只能自身去适应。同时,具体分析了这些国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途径,对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大有裨益。

本文刊于瑶湖读史》2016年第2辑第111-114页。图片均源于网络。如有需要纸质刊物的朋友,请给本公众号后台留言。自取每本18元,包邮每本28元(邮费10元),比较远的朋友需按实际情况补邮费差价。【注:我们不是售卖,只是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只收回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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